东方讲坛组团赴美考察非政府组织和公共文化
应美国犹他州州政府和犹他中国文化中心的邀请， 6月9日至20日，市委宣传部、市社联以及东方讲坛举办点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等7人组团对美国犹他州等地进行了考察访问。市社联党组书记、东方讲坛办公室主任潘世伟为该考察团团长，市委宣传部文化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王锦萍为副团长，随行成员有金山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孙训、宝山公安分局政治处主任马宝和、金山区漕泾镇党委宣传委员孙威峰等。
本次考察内容有：与犹他州政府国土安全部会晤并参观家园安全控制系统、与犹他中国文化中心探讨非政府组织问题、商谈东方讲坛与韦伯州立大学和盐湖城社区学院的合作培训交流问题、参观盐湖城冬奥会场馆、珍珠港亚利桑那纪念馆等公共文化设施、考察摩门教总部宗教社会力量、考察好莱坞环球影城、迪斯尼乐园等文化景观、拉斯韦加斯赌城城市文化设施、考察夏威夷檀香山当地本土文化。
东方讲坛办公室对这次出访的安排非常细致周密，注重活动项目的质量，虽然行程匆匆，但有许多启示和收获：
一、东方讲坛具有开展国际合作的空间。通过在犹他州与韦伯州立大学（健康学院、成人教育学院）、盐湖城社区学院（相当于国内的高等职业学校，有6万名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和州政府国土安全部门官员的会谈，感到东方讲坛的确具有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的可能。尤其是“9•11”事件以后，美国从联邦政府到各州政府上下一致组建了国土安全部门，完全由公共财政负责支付保障，其中主管官员（副州长之一）是唯一一个由政府委派而不是选民选举的副州长。该机构主要负责应对各种公共安全突发事件，包括自然灾害、恐怖袭击、重大交通事故、公共卫生事件等，建立了一整套工作机制，其中包括一整套对公民的教育和对志愿者的培训机制。目前，国内对美国的国土安全概念理解不多，通过东方讲坛的国际合作交流培训，可以提高市民对各种突发事件的防范能力、自救本领和互助技能，这不失为公共服务的一个有益项目。现在需要做的是建立相对稳定、便捷的对外交流渠道，还需要进一步细化项目的设计、开发、实施方案。
二、民族灾难和历史性悲剧事件同样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资源。在夏威夷首先去珍珠港参观，这里是美国最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坐落于珍珠港军事区域之内。在参观当天（周六）的烈日高温之下，前来参观的人排着长长的队伍，大部分是来自美国各州的公民，老老少少都有。纪念馆就建在当年被日军偷袭炸沉的亚利桑那号舰的水下残骸上，整个纪念馆除了一面飘扬的美国国旗，就是刻着1900多位阵亡将士姓名的一面墙，加上一部历史纪录片。门票全部免费，每张入场券的背面不是赞助广告，而是一位阵亡将士的照片和一段介绍性的文字。纪念馆开发了明信片、徽章、体恤、帽子、冰箱贴、纪念册等纪念品，购买纪念品不用上税。从实际效果来看，民族灾难和历史悲剧性事件同样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资源，坚持正面教育也应当包括民族灾难和历史性悲剧的教育，不能把正面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单纯理解为伟大成就和历史性进步的教育。从该馆纪念馆的运作细节上，仍有可借鉴之处，比如设施简洁而不豪华，衍生品适用而不铺张，展示的信息平实亲切而不随意拔高，给人们以自己感受、领悟、思索的空间。
三、科技与文化创意产生的世界一流文化景观得以凝聚超一流的人气。在赌城拉斯韦加斯的夜晚，按照各个场景的表演时间，先后观看了目前世界一流的音乐天顶、大堂吊灯、音乐喷泉和模拟火山爆发等公共文化景观和当下最著名的表演秀——JUBILEE。沙漠之城不仅靠80多个赌场，而且靠这些公共文化景观吸引了大量海内外的游客。其中音乐天顶、大堂吊灯给人印象深刻。联想到上海2010年世博会的文化创意如何能走向世界顶级，还有待努力。
四、大众意识形态重在建设。在盐湖城正逢休息日，摩门教总部对外开放，我们随着大量人群（并不都是教徒）做了一次参观。摩门教总部有一个相当气派的建筑群：博物馆、世界末日救助中心、合唱大堂（里面有周末向全世界转播的唱诗班）、信息大楼、总部大教堂等。其宗教组织进行产业化运作，原来不准喝可乐，后来收购了可口可乐公司37%的股权，才放宽这项约束。从现状看，其宗教大力吸引青年人，教会志愿者大多来自世界各国的年轻教徒，入教青年最初两年必须要到艰苦、落后、贫穷的地区做发展教会成员的工作，入教成员不喝酒、不抽烟、不喝茶、不喝可乐，对失业的教徒暂由教会代付房租、代找工作，做“十一奉献”（奉献个人年收入的十分之一）的教徒具有教会内部的各种优先权。在盐湖城生活而不入摩门教的人，对摩门教徒的表现，反映都很好。摩门教的快速发展，有值得思考之处。
（市委宣传部文化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 王锦萍）
东航集团总裁谈东方讲坛
初夏的五月，“东方讲坛·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举办点”隆重揭牌，并举办首场报告会。我们认识到，要更好地维护好东航的窗口服务形象，打造良好的服务品牌，就必须加强教育培训，全面提高员工素质。加盟东方讲坛，一是实现资源共享，借助东方讲坛知名品牌的优势，不断增强学习培训效果；二是有利于建立健全开放式、社会化、共享型的学习培训机制，形成浓厚的学习氛围，努力建设学习型企业；三是有助于充分履行国有大型骨干航空运输企业的社会责任，增强东航品牌文化影响力，促进东航品牌公众形象的不断提升。因此，举办东方讲坛系列讲座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今天的报告会，是东航加盟东方讲坛后举办的首场报告会，对今后的系列讲座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将严格按照《东方讲坛加盟章程》的要求，精心组织，认真安排；同时，希望广大干部职工关注东方讲坛，参与东方讲坛，并在东方讲坛取得良好的收获；也更希望东方讲坛能一如既往地为我们提供指导和帮助，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不仅要使东方讲坛成为东航教育培训的知名品牌，而且要把东航集团公司举办点建设成为东方讲坛的示范点。
祝愿东方讲坛和东航集团的合作更上一层楼！祝愿东方讲坛越办越红火！祝愿东航不断发展壮大！也祝大家学习愉快，学有所得！
（本文根据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总裁李丰华的讲话录音整理）
宝山区举办“学习——为宝山变样增实力”系列讲座
5月13日至6月3日，作为东方讲坛“学习——为宝山变样增实力”主题活动之一的“2006年宝山读书月”活动在宝山区举行。宝山读书月活动通过“书香浓郁飘四方”、“读书，明天的希望”、“快乐读书在社区”三大系列活动，共举办系列讲座等有重点有特色的活动21项，受众7.5万人，在为读者提供先进的、富有时代精神和城市特色的文化服务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为促进我区学习型城区创建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宝山区在年初制定的东方讲坛工作计划中，明确将结合开展“学习——为宝山变样增实力”主题活动举办系列讲座。区委宣传部在课题选择上，加强与东方讲坛办公室的沟通和联系，寻求工作指导。重点围绕区委的中心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的重点，在讲坛办公室的指导下，分别邀请市委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王志平、上海市终身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徐文龙、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叶忠海等专家，就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学习是创新的源动力、关于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等专题，进行讲解并指导社区进行课题研究。
区委宣传部继续按照“加强协调、强化服务，统一管理、独立运作，立足社区，稳步推进”的工作思路和管理模式，融管理于服务之中，在服务中体现管理。及时下基层了解掌握整个系列讲座举办工作的第一手材料，加强督促检查，及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全区17个举办点进一步优化会场环境，为前来听讲的听众提供良好服务，并适时组织好听众的学习交流活动。其中，宝山公安分局举办点以电视电话会议的形式向全局1个主会场和25个分会场转播。全区各举办点做到讲座安排有计划，讲座现场有标志，讲座资料有记录。
东方讲坛办公室与宝山区委宣传部在宝山区17个举办点，联合举办了20场“学习——为宝山变样增实力”系列讲座，受众6千余人。系列讲座以专版形式于4月25日刊登于《文汇报》。知名作家王晓玉、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孙逊、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许建平、复旦大学教授张伟然、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新闻学系主任仲富兰等20多位专家学者，分别应邀来到宝山作专题讲座。
（宝山区委宣传部）
上海师范大学举办社会主义荣辱观专题讲座
6月29日，东方讲坛在上海师大开讲社会主义荣辱观。上海师范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主任王正平教授作题为《社会主义荣辱观：构建和谐社会道德的基础》的专题讲座。
上海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周鸿刚主持报告会时指出，为了深入学习和贯彻胡锦涛的讲话精神，上海师大已在不同层面开展了学习教育活动。如，召开了“社会主义荣辱观与精神文明建设”座谈会，开展了“文明在我脚下”主题实践活动等，并通过报纸、广播、宣传栏、网络进行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和学习交流活动。这次专题讲座也是学校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活动的内容之一。
王正平教授多年从事哲学伦理学等方面的跨学科研究，他在讲座中提出：树立正确荣辱观是创新的利历史条件下明辨是非、匡正社会风气、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本质特征和基本特点在于它既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弘扬了体现人类文明进步的时代精神；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要为构建和谐社会夯实道德基础。
参加讲座的师生和热心市民反映，王教授的演讲内容丰富、条理清晰，对大家正确、全面地理解和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有很大启发。该讲座不久将在东方电视台《东方大讲坛》栏目播出。
（上海师范大学 刘岚）
松江区新桥镇举办社会主义荣辱观讲座
6月13日，上海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黄刚应邀到松江区新桥镇作题为《社会主义荣辱观与社会文明》的讲座，新桥镇机关全体成员，村委、居委及企业党政班子成员出席会议。
黄刚在讲座中说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具有重大意义，是构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道德新格局的需要，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的需要，是应对社会现实中新情况、新变化的需要。黄刚指出，每个公民都要用心领会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精神内涵。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世界观、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科学地回答了人们应该倡导怎样的道德观念、确立怎样的行为规范、遵循怎样的行为标准。“八荣八耻”的表述，体现了理论性和操作性、传统性和现实性、先进性和广泛性的高度统一。
在讲座中，黄刚强调，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关键在于努力实践。要突出领导干部和青少年这两个重点，要抓住思想教育、行为引导、实践渗透这三个环节，要做到上下、大小、内外、虚实、远近等五个结合。
该讲座语言生动，事例丰富，获得听众好评。据悉，这是东方讲坛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系列讲座之一。
（上海师范大学 吴晶晶）
上海理工大学举办建党85周年专题讲座
6月16日，东方讲坛在上海理工大学举办了题为“国情、使命、信念”的建党85周年专题讲座，由上海市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会长林樟杰教授主讲，全校党员师生近200人聆听了讲座，会议由校党委副书记张仁杰主持。
林教授从三个方面解析了理想、国情与信念之间的内涵，一是要正确判断国际形势，经济全球化、新科技日新月异发展、综合国力激烈竞争、政治多局化，这对我国的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二是要全面认识了我国国情，既要看自然生态，又要看人文生态，要看到两个根本性的转变，从两个方面看国情；三是要始终坚定理想信念。林教授用生动活泼的语言，详实的内容，赢得了与会师生的好评。
（上海理工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开讲能源问题讲座
6月23日，东方讲坛特聘讲师、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余建华研究员应邀在华东理工大学，为广大师生及部分市民作了一场题为《世界能源问题与中国能源外交》的专题讲座。会议由我校宣传部副部长兼精神文明办主任李咏梅主持。
余研究员从高油价时代的国际石油总体供给态势入手，深入剖析了世界大国尤其是我国的能源困局、战略博弈和能源合作等热点问题。他帮助广大师生和市民们深刻认识了我国所面临的“能源瓶颈”和“十一五”期间优化产业结构、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艰巨使命。他还进一步阐述了我国的能源外交举措和国际能源合作战略部署。本次讲座让大家领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政治智慧，也对我国当前能源困局的突破充满了信心。
这场讲座以生动的阐述，有力的论证，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博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
（华东理工大学）
搭建排疑解惑的平台 拓展社科研究的舞台
在我们迎来伟大的党85岁生日的前夕，我有幸参加了东方讲坛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85周年系列讲座的宣讲工作。在几次讲座的过程中，我既是一个宣讲者，同时也是一个受教育者，随着一次次讲座的展开，我被社区基层党员、群众在台下渴望的眼神感染，我被他们对我们党、国家建设的真情关注感动，我也通过此次系列活动而大有感悟。
第一点思考：理论工作者的责任是什么？在举办讲座的席间，不乏步入古稀之年的老人。在炎热的夏天，他们有的由家人陪同前来，更多的是自己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赶来。他们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可以在家颐养天年，同时由于身体的缘故，他们听讲座的时间也不能太久。但正是这样一些老人，他们却给了我很多的惊讶。诺大的会场，人头攒动，整整一个半小时的讲座大大超出了我们原来设计的时间。会后，当一位老人拿着记得满满的本子，非常认真地找我补充没有来得及记的问题时，当几位老党员围着街道干部很兴奋地建议今后能够多举办一些讲座的时候，我的心情真的是非常复杂的。既有自己的劳动得到承认的喜悦，更有一种反思的情绪在蔓延：理论工作者尤其是我们这些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的人，我们的责任是什么？似乎这个问题此前我并没有太深入地思考过。在平日的工作中，我更为满足于在课堂上用书面化的语言，引经据典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讲授。这种方法或许对具有一定理论功底的学生是可以接受的，但当这一次我承担了这个任务后，来到社区党员、群众中间时，我感到了吃力，感到了压力，也找到了动力。我们不仅担负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研究、文本解读的责任，我们也担负着用通俗化的语言宣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责任，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是建造空中楼阁，马克思主义只有和鲜活的生活实际相结合才能有它勃勃的生机，马克思主义也只有传播到民众当中才能获得它长久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讲也必须借助活泼浅显的话语表达形式，否则，我们的研究似乎也显得空洞无力。
第二点思考：基层党员群众需要什么？基层群众需要我们，他们渴望更多地对我们党的历史，对我们国家目前的方针政策有更为深入的解读，他们不满足于听听新闻、看看报纸；他们渴望对自己身边的社会，无论大事还是小情，有更全面的认识；他们有困惑，甚至对一些错误观点感到难以认同，但苦于不能得到解答。党85年的光辉历程，我们通过回顾这段历史，对中国共产党在当今中国的地位该有什么认识？对我们党“两个先锋队”的理解如何结合党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如何结合从建国到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辉煌成就，解读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艰辛追求，如何结合和谐社会的主旋律理论和当今的一些社会问题对基层党员群众进行正确的引导等等，这些问题的学术研究是深奥的，但这些问题又是广大基层党员群众关心的，对这些问题的宣讲要求我们能够进行深入但却又是浅出的解释。通过承担这一次东方讲坛的讲座任务，我感到最大的收获也正在于这个思考，它将会拓展我今后进行科学研究的视野，无论从研究的方向、研究的话语系统等方面都要进行转变。
总之，通过东方讲坛的这次活动，我认为它一方面搭建了群众排疑解惑的平台，拓展了社科研究工作者的舞台，另一方面也提供给了讲师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提供给了社区基层党员群众学习的机会。
（上海市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 贺朝霞）
在展示各类文化遗产的同时，一部世博会发展史本身显示的就是一个文化遗产的累积过程，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文明遗产。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人类生命的顽强、绚烂，人的思想的深邃、奇妙，创造性思维的拓展、放飞，演化成了世界文化遗产，它们正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述说着人类的智慧及文明的轨迹。城市作为人类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在成为文明聚焦点的同时也必然肩负起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使命。文化遗产延伸了城市生活的时空，文化遗产影响着城市生活的方式，文化遗产丰富了城市生活的图景，文化遗产提升了城市生活的精气神，文化遗产与城市生活紧密相连。在迎接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的日子里，我们进行“文化遗产与城市生活”的深入思考，无疑有助于“保护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关注生活质量，升华城市生活。
一、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历程
虽然人们在很早以前就有了保护古物的认识，并进而才有了博物馆这一机构的出现，然而对于历史建筑物或者其他较为庞大的历史遗物、遗迹的保护意识的萌生，有个漫长的过程。在欧洲,罗马帝国曾摧毁希腊的城市和宫殿；工业革命产生后，经济发展的强烈冲击及城市化过程所伴随的浮躁和盲动，再加上战争、自然灾害等因素,对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造成了严重的威胁,……长时期的历史文化的灾难迫使人们不得不认真地去思考如何去留住和保护这些人类智慧的结晶，由此开始了文化遗产保护的漫漫征程。
对遗产保护的观念起源于19世纪,当时主要局限于欧洲。与之相联系的是1840年法国成立了历史建筑管理局，1882年，英国颁布了古迹保护法。20世纪初，一个新的理念被提出：一国的自然文化财产不仅仅属于该国，而且应理解为全人类共有的珍宝，但当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大量的城市重建过程中，更引发了人们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保护对象也逐渐扩大。继1933年的《雅典宪章》以后，1964年由“从事历史文物建筑工作的建筑师和技术人员国际会议”(ICOMDS)通过的《威尼斯宪章》更具有里程碑意义。《宪章》肯定了历史文物建筑的重要价值和作用，把它看作是人类“共同的遗产”，认为“为子孙后代而妥善地保护它们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不走样地把它们的信息传下去”。同时，藉由国际合作来保护遗产的观念也逐渐成形，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开展大量宣传活动,并开始对埃及阿布辛拜勒等31处历史遗迹进行修复和保护。1968年召开了“世界遗产保护”白宫会议,呼吁保护世界的自然风景区和文化遗产,这是公开发表的官方关于文化和自然遗产密不可分的最早声音之一。至此，由整个国际社会通过提供集体性援助来参与保护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共识已经基本形成。
1972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第十七届会议,通过《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并设立基金,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进行有效保护。这使文化与自然遗产免遭破坏的国际行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响应和支持。1976年，根据公约规定成立了世界遗产委员会,设立了专项保护基金,在世界范围内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各项自然与文化遗产有计划地实施保护措施，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人们对遗产的理解和认识经历了一个更加全面、更加理性的过程。从当今世界各国情况看，文化遗产的内涵得到了极大丰富。在广度上，总的趋势是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更加宽泛，从一个封闭的概念变成一个开放的概念。具体体现在，文化遗产从单体的历史和艺术意义上的文化遗留物，扩展到相互联系的文化遗产群体；从历史和艺术意义上的文化遗产，扩展到非艺术创造遗产；从仅仅存在物理上联系的文化遗产，扩展到与大自然之间紧密联系的文化遗产；从普通环境下的文化遗产，扩展到特定环境下的文化遗产；从物质文化遗产，扩展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深度上，总的趋势是对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认识更加深化，对文化遗产的价值取向更加神圣，在文化遗产的理解中加上了更多人文的内容。在保护方法上，也由过去的单纯的文物修复，演进为多学科共同参与的综合行为。
我国悠久的历史赋予了中华民族博大而丰富的文化遗产。早在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中，就将“保存古迹”与“救贫事业、贫民工艺、救生会、救火会”一道作为“城镇乡之善举”，列为城镇乡的“自治事宜”。这也许是我国最早涉及保存古迹的法律文件。按照学术界的一般看法，我国的文物保护工作始于上一世纪20年代。1922年北京大学设立的考古学研究所，是我国最早的文物保护相关研究机构。
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政府一贯重视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我国有关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的法规、政策和措施，其原则、内容与《世界遗产公约》的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1985年3月，侯仁之等四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关于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提案。同年11月22日，六届全国人大十三次会议通过批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决定，12月16日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总部签署了我国加入“公约”的文件，对国际社会作出了为全人类妥为保护中国境内世界遗产的庄严承诺，从而开启了中国和国际社会一道保护人类共同遗产的历程。1986年我国开始申报世界遗产项目，至今已有31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982年，我国颁布了《文物保护法》，2002年又重新修订，国务院颁布实施了《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文化部颁布《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等30余项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2005年12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专门成立了由15个部委组成的全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通知》还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的6月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国家“文化遗产日”。这再一次彰显了中国政府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也预示着该项工作美好灿烂的前景。
二、上海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城市生活的升华
上海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遗产。寻觅上海城市的文化血脉，其源头竟在6000年前。在上海文明的发祥地，距今约6000年前的马家浜文化、5000年前的崧泽文化、4000年前的良渚文化和3700多年前的马桥文化依序演进，上海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的文化血脉清晰可见。这是上海的文明之源、文化之根。构成这条文化血脉的重要元素是散布上海各处的27处古文化遗址，这对于城市文化血脉的寻觅和解密具有直接意义。对这些珍贵的古文化遗产，除了精心保护外，还应积极开发和利用好这些文化资源，使之成为城市文化生活中的重要部分。
作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上海在上世纪20年代，铁路、纺织、港口等六大支柱产业初具规模，因此留下了丰富的城市产业遗产资源。对此，上海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的保护方式。如结合特色文化街区的创建，对上海的泰康路和莫干山路等工业遗存区域实施整体规划、保护改造。在改造的过程中吸取了美国纽约“苏荷”的经验，使这些地区在旧城改造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形成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如莫干山路50号，这里本来是一片旧厂房和老仓库，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21世纪初，莫干山路50号迎来了一群艺术家，使这个近代工业文明的“遗址”变成了一个现代艺术的场所。现在，以此为基础建成的莫干山路的春明都市型工业园区已成为以视觉艺术为特色的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如唐山路、多伦路等也正在进行同样的尝试，由此形成了一幅多元的城市文化景观，为多元的城市生活又增添了情趣各异的斑斓色彩。
博物馆的重要目的就是保护文化遗产，博物馆遗产保护工作的内容不仅仅局限在保护收藏品本身，而且包括了整个文化遗产的信息体系和价值体系，无论这些价值是通过有形的(物质的)方式体现出来，还是以无形的(非物质的)方式体现出来。全面的文化遗产概念的形成，使作为最重要的遗产机构之一的博物馆更加关注自己在这方面的保护职责，包括价值取向、发展目标和实践方法与技术。这对博物馆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同时，博物馆要面向社会大众,表达他们在文化上的期望,并参与城市生活,展示文化的多样性，为社会的发展服务。这几年上海的博物馆事业发展较快，数量已达100家，其中42家是行业博物馆。到2010年上海的博物馆、纪念馆将为150家。届时将基本完成建设“一个中心”、形成“三圈环璧”、带动“十一个文博特色区块”的博物馆规模化效应。
上海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是和它对文化遗产的认知过程相一致的。从20世纪50年代起，上海就开始组织对文学、音乐、歌舞、戏曲、说唱、剪纸、皮影、刺绣、编织等进行抢救、挖掘和梳理,采取笔记、图画、记谱、录音、照相等方式对传统技术进行整理,成功地抢救了一些已濒临危境的无形文化遗产。自2001年以来，在文化部、中国文联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发起的民俗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工程的有力推动下，上海掀起了新一轮的非物质文化保护热潮，保护对象逐渐扩大，逐渐形成了一系列较为成功的、符合上海城市特点的非物质文化保护手段。同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了首批“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被称为“百戏之祖”的中国昆曲名列其中,更是提高了人们对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认识,形成了对以无形文化遗产为主要特征的民族民间文化的全面保护。2001年,上海颁布了《上海市传统工艺美术保护规定》，关于传统工艺美术的人才技能的传承、人才的评定、保护制度均为重要的内容，由此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进一步纳入了法制的轨道。
以民间文化而言，上海的一些民间艺术如七宝的皮影戏、崇明的扁担戏、南汇的锣鼓书、松江的顾绣等，都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和浓郁的地方特色。目前上海各区县通过积极努力，既继承了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已形成的品牌，又有新的创新，形成了一批新品牌，使民间文化艺术得到了保护、传承和发扬，极大地丰富了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为城市文化生活的基层化、多样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006年5月25日，国务院批准公布了51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上海的嘉定竹刻、顾绣、江南丝竹、乌泥泾手工纺织技艺、沪剧、锣鼓书、昆曲、京剧和越剧名列其中，凝聚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的辛勤劳动。
三、文化遗产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对“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进行充分演绎，城市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是予以展现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在世博会的演进过程中，交织着技术发展和人文发展，融汇着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世博会是各国各地区科技文化和民族文化的集中展示，其文化内涵之丰富恐怕是其他的展示形式所难以比拟的。在展示各类文化遗产的同时，一部世博会发展史本身显示的就是一个文化遗产的累积过程，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文明遗产。
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在这一主题下所衍生的城市中人类多元文化的和谐这一命题，为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多样性的呈现，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袒示创造了广阔的空间。上海世博会禀承全球性、开放性的宗旨，尊重世界各国、各民族现有文化、各民族自身文化发展模式，积极促进相互间的交流，将成为世界文化，尤其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又一次盛会。
目前已划定为世博会场地的浦西地区，曾经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发源地，这些宝贵遗产都将成为世博会建设中重点保留的内容，有些老厂房和建筑，也将被妥善地保存并改建成为各类公共文化活动设施。其中江南造船厂有140多年的历史，积淀了大量历史文化遗产。这个百年老厂曾诞生了中国第一批正规产业工人、第一艘机动兵轮等，还有第一炉钢、第一艘万吨轮、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等。1867年建造的“二号船坞”，是中国最早的万吨轮以及其他万吨级巨轮下海的地方。此次世博会25%以上是历史老建筑的保护性再生建筑，这样一种大规模保留历史遗产的世博会，已引起世人瞩目。在场馆的展示计划中，除了前瞻性之举，中国馆无疑是中国文化遗产的一次大检阅，主题馆则将是世界城市遗产的一次大会聚，而世界博览馆更是搭建了一个世界文化艺术平台，让大众足不出国了解世界文化艺术遗产。世博会期间将有大量的文化娱乐活动、节庆活动以及多个论坛，力争通过世博会给世界留下丰富的物质和思想文化遗产。
在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以及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上海要注重建设和向全球展示城市文化的多种元素，让国际化的大都市凸现它的文化魅力，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让这次世博会成为培养与创建超越国界与帮助理解多样性文化的不同之处并能达到和谐互融的最佳平台。这将在更大的时间跨度上积淀新的“文化遗产”。历届世博会的科技创新、文化创意以及由此推动举办城市的体制机制创新，不仅给世界创造了辉煌和精彩，改变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而且也给举办城市和国家注入了创新发展的强大生机和活力。举办这次世博会的过程，也是进一步培育和塑造上海城市精神，不断丰富、提升城市的文化内涵、精神底蕴和市民素质的过程。这次世博会将成为上海实施科教兴市主战略的重要载体，成为带动上海创新发展的龙头，成为展示上海以及各城市科技创新成果的窗口。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会加大文化产业的发展力度，推进文化市场环境的培育和改善，加大对优秀原创文化的扶持，努力把上海建成我国艺术人才教育培养的重镇。
有理由相信，“世博机遇”将是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综合性历史机遇。
（本文为陈燮君在东方讲坛的演讲摘编，载于2006年6月11日《文汇报》）
